李文亮的调查报告刚出炉，终于还了这一个敢于为正义发声的人一个公道。可是还有多少曾为正义发声的人，如今不仅被污名化，还被长时间监禁？
2019年3月20日，两位帮助身患尘肺职业病农民工维权的新生代编辑——危志立和柯成兵失去了人身自由。如今，他们身陷高墙，已经与家人分离一年了。希望大家看到李文亮医生得到正名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其他因敢于发声而被冤枉、甚至失去人身自由的正义人士。
以下，是去年3月20日被捕的两位编辑的故事。希望他们也能跟李医生一样，因大家的呼吁，得到正名。希望他们能不再重演李医生的悲剧，不再重演17年前的同一天，民工孙志刚在收容所里被殴打致死的悲剧。希望他们能因大家的呼吁而早日与家人团聚。
今天是2020年3月20日，距离2019年3月20日，刚好一整个年头。
今天，距离我的两位挚友——新生代编辑危志立、柯成兵失去人身自由已经整整一年了。而距离新生代编辑杨郑君失去人身自由已经一年两个多月了。然而，此时此刻，他们却音讯全无，不知道有没有被审判，罪名是什么，还要被关多久？
2019年1月8日，杨郑君因帮助湖南尘肺病工友维权被深圳坪山公安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名拘留，2月6日，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3月20日，在杨郑君失去人生自由后，继续帮助尘肺病工友的危志立、柯成兵也被坪山公安分局以涉嫌同样的罪名刑事拘留。4月19日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三人曾经被关在深圳市第二看守所，但自被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他们在哪里连他们家人都无法确定
杨郑君自失去人身自由，就被剥夺了律师会见的法定权利，从被拘留至今，超过一年的时间里，家人聘请的律师多次申请会见都一律遭到拒绝。因此，对于杨郑君的情况，家属始终都不知情，现在更不知他在哪里，过的怎么样。
危志立和柯成兵则在4月19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后、被剥夺了律师会见的权利。更为荒诞的是，随着对当事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深圳坪山公安分别约见了两人的家属，谈话内容基本都是解除律师和劝当事人认罪。
不得不提的是，深圳公安为了劝柯成兵的家属解除律师，不远千里于4月22日晚乘高铁去武汉，于23日上午10点将柯父带到武汉某派出所，谈话一直进行到下午三点多。期间公安民警反复要求柯父抄写一份由公安事先拟定好的解除律师和劝柯成兵认罪的纸张。后来公安甚至将电话打到柯父所在的村委会，让村委搬出柯某一重要亲戚劝说柯父解除律师。前后谈话时间长达五个小时，公安终于达成了他们的目标，柯父抄写了一份解除律师的声明。
柯成兵的父亲3月30日要求警方提供儿子的刑拘通知书,他最终收到了通知书，但不到一个月之后就被警察骚扰，要求他解除他为儿子聘请的律师
在柯父被深圳公安谈话期间，柯成兵的女朋友马兰于当日中午致电柯父，在得知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以及连一口水都没有给柯父喝时，要求谈话民警接听电话以请求民警保障柯父基本的休息、饮食权利，被民警无情拒绝。4月24日，柯女友马兰与柯律师到深圳坪山区检察院，分别就坪山公安分局强制要求家属解除律师和拒绝律师会见，请求检察院依法启动侦查期间检察监督。检察院最终受理了申请，后来却告知律师：检察院在与公安沟通后确定柯家属已经解除了其代理权，因此就不能安排会见，而对于公安不远千里强制要求家属解除律师的事之口不提。
然而，危志立的家属虽然受到问话、驱赶出户籍所在地、门口装摄像头等骚扰，并没有解除律师。拥有代理权的危律师申请会见危却也一直被拒绝。
后来，在7月，公安甚至直接回复危律师，危家委托律师后，危拒绝接受委托，并书面声明：“非经本人委托，不接受律师代理”。这一事让危家属觉得不安，危与同为行动者的妻子郑楚然（女权行动者大兔）早有约定，相互信任彼此，绝对信任对方请的律师。在危4月19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前，危也曾会见过这一名他后来“自愿”解除的律师，并一直愿意跟律师分享自己的情况，并未表示对妻子的律师人选不满。
7月31日，重新委托律师后的柯父陪同柯律师一起去到深圳坪山公安分局。二人于上午到达，接待民警以指定监视居住期间不适用48小时之内会见为由推诿，后在律师耐心解释法律后民警说要请示领导。
请示领导的结果是下午民警给了二人一张声称由柯写的解除律师的声明，其中写着：“本人从即日起解除与某某律师的委托代理关系，撤销对某某的授权，非经本人委托，不接受律师代理”，时间落款2019年7月31日。而后，公安民警支开律师后再次要求柯父解除律师,柯父没有同意。
一中午的时间，当事人就写了一份解除律师的声明。声明中再次出现的“非经本人委托，不接受律师代理”的字样让人后背发凉。8月1日，律师陪同柯父去了坪山区检察院，再次分别向坪山区检察院提交《侦察活动监督申请书》。
检察院对于柯律师被拒绝会见当事人有书面回复，回复说公安民警再次询问柯成兵，柯成兵表示拒绝会见并且写了解除律师的声明，检察院派人当面核实，柯成兵表示“声明”中的解除律师、拒绝会见系其真实想法。后来得知检察院在回复危律师时采用了相同的说法。
而对于柯父的申请，检察院选择了忽视不理，如同第一次对柯女朋友的申请一样置之不理，至今都没有回复。
在失去人生自由还被剥夺律师会见权利的日子了，他们二人究竟遭遇了什么样的遭遇，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在深圳公安民警的努力下，柯父解除了一次律师，后来柯成兵、危志立，包括此前的杨郑君都纷纷自愿解除了律师。而且都格式化地表示“非经本人委托同意，不接受律师代理”……
在他们失去人身自由的日子里，他们被剥夺了拥有律师的权利，他们的家属被剥夺了知情权和委托律师权以及时不时面临威胁和恐吓。而他们的律师，也多次被剥夺了律师会见权，更别说查阅卷宗、了解案件等法定权利。
深圳坪山公安的这种违法操作是对刑事诉法控审分离原则、控辩平等对抗原则的严重亵渎，严重侵犯了当事人和家属的法定权利以及律师的执业权。
漫长的等待和煎熬一直持续到8月5日。就在杨郑君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最后期限8月5日，检察院批准逮捕了三人。随后，家属通过支付宝给当事人存钱得知三人被关押回深圳第二看守所，而且被拒绝律师会见的三人还被化名关押……
后来，在三人家属的不断追问下，坪山公安分别通知三人家属，当事人已经自己各自委托了两名律师。至于失去人生自由的三人怎么委托律师，律师费如何支付等核心的律师委托事宜，则一概不论。基于以上种种，我猜想这律师分明就是公安为了阻挠家属委托的律师而堂而皇之的借口。（为当事人指派的律师以下简称官派律师，指派律师的具体时间大概都是8月。）
如果该官派律师是法律援助律师，则当事人家属的律师委托权会排斥法律援助律师。因此，这种指派律师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如果不是法律援助律师，而深陷牢狱的三人显然没有能力和机会去为自己聘请律师，显然，这又逻辑不通，于事实不相符合。
更令人费解的是，危志立和柯成兵的官派律师，从未与家人联系，从未告知家属当事人的具体情况，比如案件现在到了哪一步，当事人有没有被起诉，法院有没有受理，案号是什么等，哪怕只是二人在看守所的生活条件等与案件无关的事情。
后来，在家属不停追问下，坪山公安又先后告知三人家属，案子将于12月开庭审理，明确告知家属会秘密开庭，不许家属参与庭审。深圳坪山公安明确告知危家属，因案子涉及国家秘密，家属不能参加庭审，还在家属问开庭详情的时候，问家属是不是要去闹事。
与此同时，因追问案号，危的家属被断电，遭遇警方谈话、去工作单位制造不良影响。三人的家属以及亲友不同程度都受到了公安威胁和恐吓。公安甚至在危妻家门口安装了巨型人脸识别摄像头，同时，禁止危妻在户籍地广州居住生活。
而远在西北某小山村居住的柯成兵女朋友马兰也被当地派出所谈话。而且谈话时间发生在了举国上下全力防治新型冠状肺炎、各地设卡封村封路之时的2020年2月。马兰因帮助柯父办理委托律师等事宜，被公安多次在柯父以及其他亲属跟前威胁抓捕。公安多次告知柯父：马兰也不是什么好人，反党反社会，公安在调查马兰，会抓马兰，以此来阻挠柯父关心儿子案件的决心。受柯成兵案件与严重抑郁症影响，马兰辞去了工作回了农村老家，已经大半年没有关注案件进程了。
当地派出所民警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没有说明任何缘由，上门开口就让马兰交代毕业后几年在做什么，接触了什么人，有没有网上发东西。在马兰提出公安民警出示证件后，认为马兰申明权利以及索要证件、询问找自己的原因是不配合民警工作、态度不端正的民警把马兰带至派出所，依然没有出示证件。东拉西扯之后，派出所民警谈及新生代三人，最后还要求马兰表态……马兰这才得知原来深圳公安在家属跟前声称在调查自己、要抓自己之后，这次终于有行动性威胁了。马兰向当地派出所民警详细“交代”了新生代三人案件的缘由以及深圳坪山公安在案件进程中的公然违法操作。当地派出所民警对案件没有任何说法，却最后还要求马兰表态，即不要声援，不要搞事之类。被马兰质问后民警表示以后还会找马兰……
尔后，马兰听到一些不知晓事情真相又不懂法律、社会工作等的亲戚和乡邻对自己的无端猜测和污名化，有人甚至说马兰所从事的社会工作可能跟法轮功一个性质，也有人说马兰在参与着什么团体之类，反党反社会，而引起这些猜测和脏水的源头，又一次来自了执法者……
各种的脏水与猜测纷至沓来，给被严重抑郁症困扰的马兰又增添了很多负担。
起初听到、看到这些消息时，我的内心无比愤怒，我无法理解深圳坪山公安和检察院的做法。如果新生代三人帮助尘肺病工人真的有罪，那就按照法律程序来审理，让法院在当事人家属委托律师的参与下公开审理案件。让律师参与，让家属知情，依法公开审理，那最后法院判决三人有罪以及执行与罪行相符合的刑罚，那也说的通，当事人、家属以及关心案件进程的人也会理解并且尊重法律的权威。
可从始至终，执法者就违法操作。秘密抓捕、不告知家属、拒绝律师会见、剥夺家属知情权、逼迫家属和当事人写解除律师的声明、非法官派律师、威胁恐吓家人、甚至秘密开庭……
三人失去人生自由已经一年了，而此时此刻我们依然无法知道三人的情况，不知道他们的案子走到了哪一步？到底被秘密审判了没有？他们还要被关多久？
我知道，写下这些不会让深圳坪山当权者检视自己的非法操作。相反可能会再次给家属以及一些关注者带来很大的风险。然而，我依然选择了写下来。我写下这些，只是为了记录历史，记录下这真实而又荒诞的历史一页——依法治国与执法者公然违法并存，小人物卑微而又倔强的一页。
在依法治国的宏大历史背景之下，我们小老百姓依然没有办法阻止有些权力者知法违法，但我们有义务把真相说出来，记录历史、见证历史、把知识的武器留给后来者。我们记录历史的真实，见证历史的荒诞，以及记忆宏大叙事之下，那些心存良知、迎风奔跑的小人物，和TA们渺小而又倔强的命运。
以此，献给我的挚友和他们深爱的、深爱他们的，以及后来者。
自疫情爆发这两个多月以来，我看悲剧已经看得有点麻木了，但昨天打开微信一看，心突然一凉。手机屏幕几个大字跳出来：
我只能一直念着，希望他们没事……
监狱里关着几个我特别敬佩的人。他们没有做什么杀人害人的事，何止，他们正是因为他们太坚持正义才被关在里面的。跟“造谣八人”一样，他们是因为在没人敢发声的时候，敢于发声而受罪的。跟“造谣八人”一样，他们把主流媒体不报道的人祸故事讲出来了。
他们所讲的那个得罪了掌权者的故事是一批农民工的故事：两年前，2017年中，数百名湖南籍农民工得知他们患了一个肺部病。这个病不是什么陌生的新型病毒导致的，而是一个人类早就清楚的毒害：职业粉尘。这500多名湖南籍农民工得的是尘肺病，一种潜伏期长达十多年，会慢慢让人的肺纤维化，变得更石头一般硬的职业病。跟新冠肺炎一样，这个病是没法治的，跟新馆肺炎2%的死亡率相比，他的死亡率几乎是100%，只是时间的问题。
尘肺病会导致肺部逐步纤维化，直到跟石头一般硬，随着肺部的硬化人的呼吸便越来越困难
如果目前的新馆肺炎是天灾变成人祸，这500名农民工的尘肺病几乎纯是人祸——一场为了利润不顾安全、职业防护缺失、监督不到位的人祸。 2018年1月，这数百名尘肺病工人走上了维权之路，希望争取来一点医疗费，给失去顶梁柱的家庭留一点生活经费。我的朋友——新生代三子杨郑君、危志立和柯成兵——正是因为讲出了工人因人祸得病的真相、点明了深圳市政府的责任、发声支持工人维权，2019年6月开始被警察问话和骚扰，2019年1月至3月分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刑拘并关押至今。
2018年9月，尘肺病工人再次到深圳维权
新生代（微工汇）一直第一时间报道尘肺病工人的情况，帮他们争取更多社会支持
他们被羁押的地方虽然不是湖北、山东、浙江，而是深圳第二看守所，但看到200多人集中感染的新闻，看到相关部门隐瞒真相的惯性行为，同时看到我朋友的家属已经大半年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我不得不担心。如果他们的看守所里也有集中爆发疫情，谁能知道呢？乱成一团糟的官僚系统，又能保证他们安全吗？
相关部门本来就没有什么合法理由抓捕我这三个朋友，如果这次他们有什么事更是无辜受罪。三人最初被抓捕的时候，相关部门只给出了一个模糊的“寻衅滋事”罪名。可是寻什么衅，滋什么事，所有人都无从知道，因为相关部门早就不让家属聘请的律师会见当事人。
相关部门更是完全不遵守法律程序乱拖延我朋友羁押的时间，拖到春节都过了他们无法与家人团圆，拖到现在疫情爆发，他们不知道在里面要受什么罪。本来刑拘只能把人关37天，就必须拿出证据正式逮捕人，拿不出来就要放人。相关部门却没有按照正常流程来，把我的朋友转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虽然这种羁押方式只适用于没有固定居所或设计到国家安全罪的人。这两个条件我朋友都不符合，但公安就这样未经批捕自行把他们三个再关了六个月。
到8月5日三人被正式逮捕了，但给他们家人的交代仍然只有一个模糊的 “寻衅滋事”。到现在如果按正常流程来也早就应该起诉，没有足够证据起诉同样要放人，三人的家属却一直没有受到相关消息。
通过这样不按常规，不透明的法律程序，相关部门已经把我三个朋友关了一年。
三人家属聘请的律师最后一次成功会见他们是2019年4月。至今已经10个多月，没有人再见过他们。他们在里面如何，我们不知道。这次肺炎这么严重，又在监狱里集中爆发，他们感染了吗？他们还健康吗？这一年关在里面身体状况如何，会不会容易感染，我们也无法确定。
一年了，我们作为他们朋友的，作为敬佩他们为正义发声的勇气的人，一直都在等待。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更是为他们紧张。
可是写这篇文章，我不希望给大家传播一种无力的情绪，而是希望更多人知道他们三人的故事，希望更多人能领会像他们、像李文亮医生等人坚持真相，勇敢为正义发声的精神。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感叹悲剧，而是为了号召大家一起发声，要求相关部门立即释放被无辜关押，现在面临疫情爆发风险的新生代三人。
如果你愿意为正义发声，请跟我一起打电话给深圳市第二看守所和坪山区人民法院，问新生代三人的情况，问所有在监狱里关着的人的安全，要求立即释放新生代三子，让他们安全回家!
坪山区人民法院：0755-23259040 / 0755-23259333
深圳市第二看守所：0755-84462479
有任何疑问，欢迎大家邮件联系我：freethem@protonmail.com
也欢迎大家到xsdai3.github.io了解更多关于新生代三子和尘肺病工人的情况。
据警察的最新消息，新生代三子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星期里开庭，三人的家属却没有被告知任何具体消息：开庭的时间、地点三人的家属都一无所知。家属担心会秘密开庭，没有经过正规、透明的程序就判刑。
前几天，危志立的妻子郑楚然（大兔）希望了解小危的案子的进度，只问了警察他的案件号之后却开始被警察骚扰。
小危的妻子郑楚然带面具拍照要求释放小危和同伴
大兔这一年以来被骚扰的次数不少——由于她一直坚持声援她丈夫，接受媒体采访解释他丈夫因维护工人的权益而被抓的情况，拍照要求公安释放小危和他的同伴，警察曾多次骚扰大兔，甚至还逼她搬离广州，威胁说如果她敢继续发声会把她也抓起来。
由于长时间生病，大兔最近没有做任何事情，但想不到这次只是问了一下警察要小危的案件号，要求了解丈夫的开庭信息，没过几天警察又开始骚扰她。这次骚扰她个人还不够，还到她家人的单位骚扰她家人，断她家的电。原来这个年代家属要求基本的知情权，都可以这样被报复？!
警察这次强烈的反应更让人怀疑相关部门准备以秘密开庭的方式处理新生代三子的案件，希望避免任何人过问他们的开庭信息。
柯成兵的父亲要求警方提供儿子的刑拘通知书
任何一个做父母、做丈夫或妻子的人，不知道自己亲人的处境都会心里忐忑不安。知情权是家属的基本权利，但在新生代三子这个案子里，他们的家属一直被剥夺了这个权利。
从一开始，三人的刑事拘留通知书、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和逮捕通知书都没有准时提供给他们的家人。柯成兵的父亲甚至是网上发出了消息才终于收到儿子的刑拘通知书，才能确认儿子是在警察手里而不是出了其他事。
即使是收到了通知书之后，由于家属聘请的律师无法会见当事人，家属也没有办法通过律师知道三人的情况。新生代三人中最早被捕的杨郑君（包子）如今已经被拘禁超过一年。他的父母和妻子都已经一年多没有见过他了。而由于包子家属聘请的律师多次申请都没有一次被允许会见包子，这一年来，他的家人除了担忧就还是担忧，没有办法获得他的任何消息。
小危和老柯家属聘请的律师情况也相似——虽然早期成功会见过他们，近半年以来再申请会见都一直以各种理由被拒绝。三人的家属陆续收到他们“自愿”解除家人聘请的律师的消息，后来又陆续被告知他们在缺乏人身自由的情况下“自愿”聘请了家属不认识的新律师。
由于家属聘请的律师已被解除，家人也没有办法通过律师了解到三人的消息。他们家人已经长时间没有办法知道他们是否还健康，甚至无法确认他们人现在在哪里。
小危和老柯都被拘禁快一年了，包子则已经超过一年。这些日子里，他们家人都在等着他们的消息。现在连想了解一个开庭时间，都不让家人知道，显然是准备秘密开庭，不按程序随便乱判！
当人可以随便被秘密审判，家属的知情权可以被剥夺，要求了解情况还可以被威胁和报复，这是什么样的法制？法庭还装什么公平正义？！
支持正义人士，一起要求深圳市公安立即释放杨郑君、危志立和柯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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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刚刚开始，深圳的天色灰蒙蒙的，距杨郑君（包子）、柯成兵、危志立三位编辑被捕，已近一年。
2019年1月8日，距离春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杨郑君从他广州的出租屋里被深圳警方带走。当年春节，杨郑君与家人没有像其他家庭一样阖家团圆，而是音讯难通，连给父母长辈拜年的机会，杨郑君都没有得到。
忽然之间，一年过去了，又是一年春节临近，杨郑君三人，仍没有获释的消息传来。
三人的被捕，是新一轮对正义维权之士打击的开始。在过去的2019年，先后有多位为底层农民、工人维权呐喊、扶危济困的仁人志士无辜被捕，受到不同时间长度的拘禁。杨郑君、危志立、柯成兵三人，则是长期的工人权益关注者，一直在维护工人权益的第一线奋斗！
不知他们是否想过，为人民争取权益的人，反而被人民政府抓捕。他们被抓捕以后，警察千方百计阻挠他们与外界的接触。杨郑君的父母千里迢迢奔赴深圳，却无法获准相见一面；他的妻子也同样与他内外相隔，无法通讯。他的家人为他聘请的律师，也被失去自由的他“解聘”。
一年后，包子(杨郑君）的父母还在等待儿子回家
柯成兵、危志立受到的对待，与杨郑君几乎一致。倘若他们真的有罪，当局为何不公开公正的进行调查，反而处处遮遮掩掩，断绝亲情联系，剥夺他们家人聘请律师的权力。
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他们无罪。他们更是不该，就这样被凭空拘禁一整年——至今未获释。
如果他们有罪，可能善良也是一种罪。杨郑君有个外号叫包子，很多人只知道包子，而不知道杨郑君。包子这个再普通不过名字，就承载着杨郑君善良的品质，普通又实在。他与工人做兄弟，与穷人做朋友。
平易近人的包子（杨郑君）
如果他们有罪，可能正义也是一种罪。新生代网站曾经影响非常大，在很多人眼里，是揭露现实的第一窗口，是工人维护权益的前沿阵地。不管媒体多么粉饰太平，在这里，才能找到普通人的生存现状。这里，倾注着他们对正义的向往。
如果他们有罪，可能勇敢也是一种罪。在今天的环境里，知道社会不公不难，但敢于为正义挺身而出，却难能可贵。不仅会有黑暗乙方的攻击，还有当权者的阻挠，甚至还有其他人的不解。但不惧风险与困难，挺身而出，这是他们最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
2018年，湖南尘肺病工人维权风波再起。曾经为深圳建设了高楼大厦的风钻工，因为一个可怕的疾病——尘肺病，再度集结深圳，为自己，为身后的家庭，争取一份赔偿，讨一个说法。2018年1月7日，尘肺病工人首次到深圳维权。新生代网站迅速响应，向外界报道工人时刻维权的情况。
这批工人在深圳打工，在深圳患病，结果却只能在湖南老家忍受难以呼吸的煎熬，等待死亡。就在2018年至今，他们已经经历了10次维权交涉，在此期间，又有四名工人在湖南老家离开人世！
就在尘肺病工人首次维权一周年之际，2019年1月8日，杨郑君被带走。不久后，他的同伴柯成兵、危志立也被带走。
如今，尘肺病工人维权已经两年，他们面对的依然是部门推诿，警察暴力。杨郑君、柯成兵、危志立依然未能出来与家人团聚。
尘肺病工人犯了什么罪？维护合法权益反遭警察暴力。杨郑君三人又犯了什么罪？自由之日依然无期！
农历新年又一次来临，尘肺病工人的年，一年比一年艰难。这个春节，杨郑君三人是否能和家人团聚？
新年相近，请使父母见子，妻子见夫！因为他们
无罪！！！
支持正义人士，一起要求深圳市公安立即释放杨郑君、危志立和柯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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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019年告一段落，尘肺病工人的维权斗争也马上迈入第三个年头。2018年1月7日，湖南的尘肺病工人第一次南下深圳，开始了他们为治病、为生存、为家人的未来的斗争。两年后，他们争取到了什么？
12万到22万的一次性赔偿，每月3210元的生活补助，以及终身免费医疗：这是湖南的尘肺病工人九次艰难地到深圳维权才争取到的赔偿方案。老实的工人却没有想到，回到湖南，在深圳得到的承诺会严重缩水：不仅生活费，还有医疗费都不如预期，两项都不比湖南省2017年制定的尘肺病治理项目好多少。补偿严重缩水，是深圳没有打2.78亿，还是湖南把这2.78亿给私吞了？
患上绝症，救命钱不翼而飞
2017年，在湖南桑植、耒阳和汨罗三个地方，超过500人被诊断出尘肺病。他们都曾在深圳从事风钻爆破工作，为深圳的高楼大厦建奠基。在尘土飞扬，又热又辛苦的工作中，这些工人每个人都吸入了大量粉尘，不知不觉很多人多年后就爆发了尘肺病这种绝症。
湖南这三个地方的工人比较早进入深圳的风钻爆破行业，90年代就有人开始出来打风钻。尘肺病的潜伏期很长，所以二十多年来，大家只看到风钻是一份辛苦但高薪的工作，并不知道这份工作对生命的威胁。
到2009年，开始有工人意识到他们患上一种绝症：表现为呼吸不顺、咳嗽不止、全身无力。这是他们在深圳缺乏劳动保护的工作环境，长期吸入粉尘导致的职业病———尘肺！意识到问题后，耒阳和桑植就有一批风钻工人到深圳争取赔偿。当年，经过诸多坎坷、多处碰壁，部分工人得到了深圳市的“人道主义关怀资金”。虽然廉价的“关怀”未能解决长远问题，但暂时缓和了矛盾。
但大量潜伏的尘肺病患者当时还没有全面爆发，并且工地的用工环境并未根本改变，很多当年未诊断出尘肺病的工人，即使当时就离开了这个行业的，陆续也出现尘肺病的症状。十年之后，有更多工人病发了，于是2018年年初，三地一共500多名工人开始南下深圳维权，坚持了足足一年。
坐在病床上的谷贞国(他不敢躺下，躺下就会无法呼吸)
在湖南尘肺病工友一年九次南下深圳维权的压力之下，深圳市被迫提高最初少得可怜的“人道主义关怀资金”方案，到12月终于得出上述赔偿方案。虽然赔偿的标准仍然远远少于工伤赔偿的标准，但免费医疗和每月生活补助让工友感到一点希望：免费医疗可以让他们维护身体健康，多陪伴家人几年，不因医疗费拖垮整个家庭，而每月3210元的生活补助虽然对一个失去顶梁柱的家庭还远远不够，但节约使用可以让家庭还有一点保底收入，让尘肺工人的家庭可以选择留一位亲人在家里照顾病人而不是被迫出去打工。
2018年12月底，深圳市信访办的工作人员以及湖南的本地官员告诉工友，深圳已给湖南省政府打了一笔2.78亿的赔偿款，委托湖南省政府落实给湖南尘肺工友的赔偿工作。这个时候，工友就发现深圳12月的承诺在湖南政府的口中竟然缩水了。
每月3210元的生活费成了第一个争论点。湖南省政府收了深圳的赔偿款之后，只答应给一期工人500多，二期600多，三期900多的生活费。这个赔偿不到深圳承诺的三分之一，也远远不能保住一個失去劳动能力的尘肺工人的基本生活，迫使很多尘肺家庭只能全家外出打工，工友不少留在家里无人照顾。
谷贞国的遗像，永远停留在他年轻的时候
赔偿缩水、免费医疗变单病报销，工人的救命钱都去了哪里？
如果深圳已经把2.78亿的赔偿款都打给湖南省，但工人的赔偿少了，钱都去哪里了？
深圳市政府声称给湖南打了2.78亿的赔偿款。但到了湖南，这2.78亿指定支付的三项内容，只有一次性赔偿没有缩水，生活费和医疗待遇均下降。那让我们计算一下，这一笔钱是怎么用的？
首先算一下一次性赔偿要花多少钱呢？湖南工人的一次性赔偿为：一期尘肺12万、二期17万和三期22万。我们假设工人一二三期尘肺病的人数都差不多，就可以按照平均值17万一个人来算。耒阳、桑植和汨罗加起来约有550名尘肺病工人。这样一次性赔偿的总额应该大约为17万/人 * 550人 = 9450万元。但免得我们算少了，政府喊冤枉，我们按照所有人都是三期的标准也算一次：22万/人 * 550人 = 1.21亿元。也就是说，一次性赔偿不可能超过1.21亿元。
那剩下来的1.57亿元呢？医疗费又要占多少？
深圳承诺的免费医疗在湖南政府的口中变成单病报销，也就是说，除尘肺病以外，其他病——无论是否与尘肺有关——都不在免费范围，按照新农合的标准报销，不能报销的自费。
尘肺影响的是呼吸系统，人体健康的核心功能。得了尘肺的人会全面衰弱，容易得各种病。尘肺病工人因其他病进院基本是必然的事。无论是感冒还是咽喉炎，这些都与尘肺病带来的身体衰弱息息相关。这些在工人脆弱的身体上左右出现的其他病症，也给尘肺病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单病报销”远远不足与解决工人的医疗负担，也跟深圳承诺的终身免费医疗相差太远。
而且如果免费医疗指的只是单病报销，那么湖南省本身早就有这一块的预算，深圳的赔偿款根本不需要补贴这一块。湖南省2017年的《湖南省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就制定了全省要 “建立尘肺病单病种付费制度”。同年出的《湖南省尘肺病农民工基本医疗救治救助实施方案》明确了“符合条件的患者中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救助资金按照100%的比例予以救助；其他符合条件的患者救助资金按照80%的比例予以救助，患者个人按费用标准的20%付费，救助资金补助不超过5000元/年/人”。按照湖南省原有的政策，尘肺病工人只要符合贫困户条件，本身就可以医疗全额报销，而失去顶梁柱的尘肺病家庭，多属于贫困户。
湖南省2017年的政策已经为此安排了财政预算：省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3000万元，省民政厅、省总工会每年各安排1000万元，患者户籍所在县（市、区）财政按省级补助资金总额的10%予以配套。也就是说，湖南省本来就每年有5500万元的预算专项费用，如果深圳市所承诺的免费医疗指的只是单病报销而已，湖南省本身已经有相关基金，所以深圳的钱应该不需要用于工人的医疗。
那么如果深圳的赔偿款不需要用于工人的医疗，那剩下来的赔偿款，应该用于生活费、保健、家庭补贴等方面。然而既然剩下至少有1.57亿的赔偿款，为什么要给工人如此低的生活费？如果按照湖南省的标准算，即使假设所有工人都是三期尘肺，每人每月按960元算，1.57亿也足遇给550名工人支付25年的生活费（因为我们用了最高的赔偿标准算，实际上这笔赔偿款25年都会发不完）。发这个数字的双倍也能用12年多。湖南省政府为什么要拖着来发赔偿呢？反过来问，用不完的赔偿湖南省又准备怎么使用呢？
身患尘肺病的曾经的深圳建设者工人们已经来日无多，是湖南省政府不让他们享受他们辛苦争取回来的3210元生活费？还是中间出现了问题深圳承诺的数额没有落实？发3000多还是发几百块，决定工人是否能有家人在身边，决定他们是不是要一个人度过越来越煎熬的日子，连这点救命钱都要扣么？三千多变成几百块，剩下来的钱，去哪里了？
2018年11月7日，300余名湖南尘肺病工人及亡工家属从深圳市社保局游行至深圳市政府大楼，要求与市长对话。
提出问题的人关押近一年，声称年内审判，如今无音讯
正是因为敢问这样的问题，以及陪伴维权的尘肺病工人，为他们发声，新生代编辑们杨郑君、危志立和柯成兵在2019年1月至3月，陆续被深圳市公安抓捕。从2018年年初开始，新生代三子得知湖南工友在维权争取职业病赔偿的时候，他们就紧密跟进工友的维权过程，帮助他们把他们的故事和遭遇讲出来。每当工人来到深圳，新生代的编辑们就会去找工人，了解他们的维权进展并报道出来。
柯成兵（左）、危志立（中）和杨郑君（右），2019年年头因跟进尘肺病工人事件被捕的三名「新生代」编辑
湖南的尘肺病工人维权异常艰难，建筑行业普遍缺乏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又经常变动，即使他们有其他工作证明材料，申请工伤认定也较繁琐困难。这种情况下，社会关注对工人是很重要的，甚至决定了他们是否能拿到赔偿。而在很多主流媒体不愿意报道工人的情况时，新生代弥补了这个缺口。
报道工人的维权事件今天是一件危险的事。新生代三人在一年跟进维权的过程中都遇到过警察问话，而杨有一次他直接在探访现场被警察带去到派出所扣留24小时。因为工人的维权容易伤害到有影响力的大资本家以及本地官僚势力的利益，所以维权人士和他们的支持者都经常面临打压。
无论是5月，在信访办里的工人代表被警察抓捕，还是11月，维权工人在市政府门前被警察喷刺激性液体强行驱离，新生代都是第一个发出消息，号召更多人为工人发声。这些报道让那些打压工人的恶劣行为得到曝光，让社会知情，让工人得到更多的支持。
工人年底因为赔偿缩水再次来深圳的时候，新生代也及时报道了情况。而正是在工人2019年1月再次到深圳，要求市政府保证赔偿款发放到位之后，三位新生代编辑就陆续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抓捕。第十次到深圳维权的工人1月7日被押送回家，杨郑君被刑拘的前一天还发了警察强制清场的报道。3月20日，没有放弃跟进工人的危志立和柯成兵，也以同样的名义被刑拘。
如今，杨郑君已被关押了接近一年，危和柯被关押了超过八个月。警方曾说会年内审判，但如今三人均未被正式起诉，无任何音讯。我们不知道那些让工人患病的企业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但为工人讨公道的新生代三子已经身陷囹圄，工人的救命钱还没一点着落，而帮助他们的人现在要坐等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