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危志立、柯成兵被关押一周年之际：为正义发声的人为何得不到正义？

今天是2020年3月20日，距离2019年3月20日，刚好一整个年头。

今天，距离我的两位挚友——新生代编辑危志立、柯成兵失去人身自由已经整整一年了。而距离新生代编辑杨郑君失去人身自由已经一年两个多月了。然而，此时此刻，他们却音讯全无，不知道有没有被审判，罪名是什么，还要被关多久？

2019年1月8日，杨郑君因帮助湖南尘肺病工友维权被深圳坪山公安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名拘留，2月6日，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3月20日，在杨郑君失去人生自由后，继续帮助尘肺病工友的危志立、柯成兵也被坪山公安分局以涉嫌同样的罪名刑事拘留。4月19日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三人曾经被关在深圳市第二看守所，但自被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他们在哪里连他们家人都无法确定

杨郑君自失去人身自由，就被剥夺了律师会见的法定权利，从被拘留至今，超过一年的时间里，家人聘请的律师多次申请会见都一律遭到拒绝。因此，对于杨郑君的情况，家属始终都不知情，现在更不知他在哪里，过的怎么样。

危志立和柯成兵则在4月19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后、被剥夺了律师会见的权利。更为荒诞的是，随着对当事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深圳坪山公安分别约见了两人的家属，谈话内容基本都是解除律师和劝当事人认罪。

不得不提的是，深圳公安为了劝柯成兵的家属解除律师，不远千里于4月22日晚乘高铁去武汉，于23日上午10点将柯父带到武汉某派出所，谈话一直进行到下午三点多。期间公安民警反复要求柯父抄写一份由公安事先拟定好的解除律师和劝柯成兵认罪的纸张。后来公安甚至将电话打到柯父所在的村委会，让村委搬出柯某一重要亲戚劝说柯父解除律师。前后谈话时间长达五个小时，公安终于达成了他们的目标，柯父抄写了一份解除律师的声明。

柯成兵的父亲3月30日要求警方提供儿子的刑拘通知书,他最终收到了通知书，但不到一个月之后就被警察骚扰，要求他解除他为儿子聘请的律师

在柯父被深圳公安谈话期间，柯成兵的女朋友马兰于当日中午致电柯父，在得知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以及连一口水都没有给柯父喝时，要求谈话民警接听电话以请求民警保障柯父基本的休息、饮食权利，被民警无情拒绝。4月24日，柯女友马兰与柯律师到深圳坪山区检察院，分别就坪山公安分局强制要求家属解除律师和拒绝律师会见，请求检察院依法启动侦查期间检察监督。检察院最终受理了申请，后来却告知律师：检察院在与公安沟通后确定柯家属已经解除了其代理权，因此就不能安排会见，而对于公安不远千里强制要求家属解除律师的事之口不提。

然而，危志立的家属虽然受到问话、驱赶出户籍所在地、门口装摄像头等骚扰，并没有解除律师。拥有代理权的危律师申请会见危却也一直被拒绝。

后来，在7月，公安甚至直接回复危律师，危家委托律师后，危拒绝接受委托，并书面声明：“非经本人委托，不接受律师代理”。这一事让危家属觉得不安，危与同为行动者的妻子郑楚然（女权行动者大兔）早有约定，相互信任彼此，绝对信任对方请的律师。在危4月19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前，危也曾会见过这一名他后来“自愿”解除的律师，并一直愿意跟律师分享自己的情况，并未表示对妻子的律师人选不满。

7月31日，重新委托律师后的柯父陪同柯律师一起去到深圳坪山公安分局。二人于上午到达，接待民警以指定监视居住期间不适用48小时之内会见为由推诿，后在律师耐心解释法律后民警说要请示领导。

请示领导的结果是下午民警给了二人一张声称由柯写的解除律师的声明，其中写着：“本人从即日起解除与某某律师的委托代理关系，撤销对某某的授权，非经本人委托，不接受律师代理”，时间落款2019年7月31日。而后，公安民警支开律师后再次要求柯父解除律师,柯父没有同意。

一中午的时间，当事人就写了一份解除律师的声明。声明中再次出现的“非经本人委托，不接受律师代理”的字样让人后背发凉。8月1日，律师陪同柯父去了坪山区检察院，再次分别向坪山区检察院提交《侦察活动监督申请书》。

检察院对于柯律师被拒绝会见当事人有书面回复，回复说公安民警再次询问柯成兵，柯成兵表示拒绝会见并且写了解除律师的声明，检察院派人当面核实，柯成兵表示“声明”中的解除律师、拒绝会见系其真实想法。后来得知检察院在回复危律师时采用了相同的说法。

而对于柯父的申请，检察院选择了忽视不理，如同第一次对柯女朋友的申请一样置之不理，至今都没有回复。

在失去人生自由还被剥夺律师会见权利的日子了，他们二人究竟遭遇了什么样的遭遇，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在深圳公安民警的努力下，柯父解除了一次律师，后来柯成兵、危志立，包括此前的杨郑君都纷纷自愿解除了律师。而且都格式化地表示“非经本人委托同意，不接受律师代理”……

在他们失去人身自由的日子里，他们被剥夺了拥有律师的权利，他们的家属被剥夺了知情权和委托律师权以及时不时面临威胁和恐吓。而他们的律师，也多次被剥夺了律师会见权，更别说查阅卷宗、了解案件等法定权利。

深圳坪山公安的这种违法操作是对刑事诉法控审分离原则、控辩平等对抗原则的严重亵渎，严重侵犯了当事人和家属的法定权利以及律师的执业权。

漫长的等待和煎熬一直持续到8月5日。就在杨郑君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最后期限8月5日，检察院批准逮捕了三人。随后，家属通过支付宝给当事人存钱得知三人被关押回深圳第二看守所，而且被拒绝律师会见的三人还被化名关押……

后来，在三人家属的不断追问下，坪山公安分别通知三人家属，当事人已经自己各自委托了两名律师。至于失去人生自由的三人怎么委托律师，律师费如何支付等核心的律师委托事宜，则一概不论。基于以上种种，我猜想这律师分明就是公安为了阻挠家属委托的律师而堂而皇之的借口。（为当事人指派的律师以下简称官派律师，指派律师的具体时间大概都是8月。）

如果该官派律师是法律援助律师，则当事人家属的律师委托权会排斥法律援助律师。因此，这种指派律师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如果不是法律援助律师，而深陷牢狱的三人显然没有能力和机会去为自己聘请律师，显然，这又逻辑不通，于事实不相符合。

更令人费解的是，危志立和柯成兵的官派律师，从未与家人联系，从未告知家属当事人的具体情况，比如案件现在到了哪一步，当事人有没有被起诉，法院有没有受理，案号是什么等，哪怕只是二人在看守所的生活条件等与案件无关的事情。

后来，在家属不停追问下，坪山公安又先后告知三人家属，案子将于12月开庭审理，明确告知家属会秘密开庭，不许家属参与庭审。深圳坪山公安明确告知危家属，因案子涉及国家秘密，家属不能参加庭审，还在家属问开庭详情的时候，问家属是不是要去闹事。

与此同时，因追问案号，危的家属被断电，遭遇警方谈话、去工作单位制造不良影响。三人的家属以及亲友不同程度都受到了公安威胁和恐吓。公安甚至在危妻家门口安装了巨型人脸识别摄像头，同时，禁止危妻在户籍地广州居住生活。

而远在西北某小山村居住的柯成兵女朋友马兰也被当地派出所谈话。而且谈话时间发生在了举国上下全力防治新型冠状肺炎、各地设卡封村封路之时的2020年2月。马兰因帮助柯父办理委托律师等事宜，被公安多次在柯父以及其他亲属跟前威胁抓捕。公安多次告知柯父：马兰也不是什么好人，反党反社会，公安在调查马兰，会抓马兰，以此来阻挠柯父关心儿子案件的决心。受柯成兵案件与严重抑郁症影响，马兰辞去了工作回了农村老家，已经大半年没有关注案件进程了。

当地派出所民警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没有说明任何缘由，上门开口就让马兰交代毕业后几年在做什么，接触了什么人，有没有网上发东西。在马兰提出公安民警出示证件后，认为马兰申明权利以及索要证件、询问找自己的原因是不配合民警工作、态度不端正的民警把马兰带至派出所，依然没有出示证件。东拉西扯之后，派出所民警谈及新生代三人，最后还要求马兰表态……马兰这才得知原来深圳公安在家属跟前声称在调查自己、要抓自己之后，这次终于有行动性威胁了。马兰向当地派出所民警详细“交代”了新生代三人案件的缘由以及深圳坪山公安在案件进程中的公然违法操作。当地派出所民警对案件没有任何说法，却最后还要求马兰表态，即不要声援，不要搞事之类。被马兰质问后民警表示以后还会找马兰……

尔后，马兰听到一些不知晓事情真相又不懂法律、社会工作等的亲戚和乡邻对自己的无端猜测和污名化，有人甚至说马兰所从事的社会工作可能跟法轮功一个性质，也有人说马兰在参与着什么团体之类，反党反社会，而引起这些猜测和脏水的源头，又一次来自了执法者……

各种的脏水与猜测纷至沓来，给被严重抑郁症困扰的马兰又增添了很多负担。

起初听到、看到这些消息时，我的内心无比愤怒，我无法理解深圳坪山公安和检察院的做法。如果新生代三人帮助尘肺病工人真的有罪，那就按照法律程序来审理，让法院在当事人家属委托律师的参与下公开审理案件。让律师参与，让家属知情，依法公开审理，那最后法院判决三人有罪以及执行与罪行相符合的刑罚，那也说的通，当事人、家属以及关心案件进程的人也会理解并且尊重法律的权威。

可从始至终，执法者就违法操作。秘密抓捕、不告知家属、拒绝律师会见、剥夺家属知情权、逼迫家属和当事人写解除律师的声明、非法官派律师、威胁恐吓家人、甚至秘密开庭……

三人失去人生自由已经一年了，而此时此刻我们依然无法知道三人的情况，不知道他们的案子走到了哪一步？到底被秘密审判了没有？他们还要被关多久？

我知道，写下这些不会让深圳坪山当权者检视自己的非法操作。相反可能会再次给家属以及一些关注者带来很大的风险。然而，我依然选择了写下来。我写下这些，只是为了记录历史，记录下这真实而又荒诞的历史一页——依法治国与执法者公然违法并存，小人物卑微而又倔强的一页。